摘要
“人民解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两个结合”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演进之路，这两个方面是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的核心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近代以来的时代主题制约着新型政党制度内生演进的方向，优秀传统文化为新型政党制度内生演进赋予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和中国特色。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两个结合”的制度成果，“两个结合”使得其内生演进过程始终围绕“革命”和“民主”两条主线展开，形成了“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统一的特点，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能新”的关键所在。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表达，这一制度在继承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对资产阶级钱主政治、选主政治、虚假民主的超越，实现了人民主体性的回归、人的回归和民主本质的回归。
关键词：“两个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人类政治文明；新范式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这一概念提出之后，理论界对这一崭新的制度形态进行了大量研究，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篇关摘”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搜索，得到2291篇文献。这些研究大多回答了新型政党制度“新在何处”，但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能新”却语焉不详。比如，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什么中国却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新”何以可能？如何形成？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准确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
关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的研究内容丰富：有学者从共时性角度或者政党中心主义视角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领导地位的生成逻辑；有学者从社会根源、理论资源、组织基础等角度探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问题；有学者从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进行讨论，还有学者从历史政治学的视角，认为这一制度作为承载中国儒法政治文明传统的新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对政治现代化的回应与自我调适。这些研究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论述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根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当前研究有的是把各种逻辑进行拼盘式罗列，缺乏对这一历史生成过程进一步的逻辑提炼；有的更多侧重于从历史生成的角度阐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而忽略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世界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体现的“一般性”；有的则忽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对这一制度的方向性意义。
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的理解，既需要从“起源学”意义上把握，也需要从“发生学”意义上把握。从起源学意义上讲，新型政党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偶然出现的，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它由中国特殊的历史道路所决定。因此，我们需要关注“时代主题”，尤其是“历史主题”，以此切入去探究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及其背后的历史规律性。从发生学意义上讲，我们要关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是如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把兴起于抗战烽火中的事实上的多党合作关系逐步固化为制度，并确立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中国的政党为什么从一开始就直面革命与民主两大课题展开理论和实践探索，以及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什么始终围绕革命和民主两条线索逐渐发展定型。也正是这两条线索慢慢演化成新型政党制度所内在包含的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两条主线，进而使这一制度体现出“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
因此，从“两个结合”的视角出发，在逻辑起点、内生演进再到文明成果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中探讨新型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从而在更广阔的历史文化时空中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文明意义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人民解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
逻辑起点作为某一理论或者某一事物最简单、最一般的本质规定，决定了这一理论或者事物与其他理论或事物的根本区别。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虽具“中国特色”，但本质仍然属于现代民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其核心功能在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花瓶”摆设。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制度的本质性差异缘于截然不同的逻辑起点。如果说西方的政党制度是从“个体”出发，要解决“权力”和“权利”的关系问题，那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则是从中华民族“整体”出发，要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而实现现代化。这是中西政党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差别，出发点不同，决定了走出的道路不同以及最终形成的政党政治模式不同。
西方政党最早起源于议会内的派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代议民主制发展的产物。在西方主流思想中，“民主在本质上是一种个人主义的制度”，它的目的是保障个人的权利，而政党制度是西方民主政治的重要支柱，因而“个人权利”是西方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这一逻辑起点是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进行思想和理论准备过程中所确立的。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平等运用自己的理性，用“人权”来反对“王权”，用“人道”来对抗“神道”，用“人类理性”否定“宗教迷信”，从而为西方社会确立了个人主义的基本原则。虽然他们有理论分歧，但基本上都是以独立个体为基础，以个人权利为起点，完成国家学说和民主理论的建构。这种个人主义主张个人本身就是目的，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因而在对国家政治制度进行顶层设计的过程中，无论是主张“三权分立”还是主张社会契约，都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就是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个体的权利与自由，而国家存在的价值就是为每一个个体提供保护。这一观念慢慢演化为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即“权力”和“权利”的关系，而这个“权利”的主体是“个人”。
与西方不同，中国政党并不是现代化过程合乎逻辑的结果，而是在现代化之前为了解决现代化需要的政治前提——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出现的，因而其理论与实践的出发点都不可能是“个人”。中国政党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应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时代要求而生，从一开始就与西方政党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关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人民整体的解放，个人权利是无法得到保障的。中国虽然从西方引进了政党概念，却并没有发展形成议会政党，尤其是在民国初年多党制实验失败之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重塑“政党”观念，寻找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革命政党”的概念，完成“人民民主”的理论建构，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反动政权，第一次把“人民共和”真正建立在大一统的中国之上，为世界政党政治增添了新内容。可见，中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作为中国人民应对社会政治危机的产物，首先要解决国家独立、人民解放问题，解决中华民族这个政治共同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也就是国权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权利问题。
回望中国近代史，“革命建国”“党建国家”“人民共和”是理解中国政党历史使命的三个关键词，谁能践行这三个关键词，谁就能获得人民的信仰，而“人民解放”正是这三个关键词的共同指向。“革命建国”要推翻三座大山，“党建国家”指向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共和”则是解放了的人民全面地掌握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主人。也就是说，在“天下”崩溃之后，在传统帝制终结之后，在现代化进程被迫启动之后，中国政党要完成建立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的任务，其最核心的要求就是实现人民解放。因此，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新制度的重要内容，它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人民解放”，它要通过“人民解放”来保障“个人权利”。事实上，近现代以来中国政党关系的发展演变、政党制度的确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代议制民主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关联。中国尽管也有过对西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的模仿，但很快就抛弃了议会政治逻辑，政党不再围绕议会选举开展活动，而是成为领导革命、推翻专制、创建共和的主导力量；权力争夺也不是政党关系的焦点——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它有比执政更高远的理想，执政只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人民解放”的手段。
从这一制度的主要塑造者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是它的生命根基和政治起点。列宁曾经指出，哪里有千百万人，“哪里才是真正的政治的起点”，这意味着新型政党制度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正如有学者深刻指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历史使命和终极价值，也是其理论自觉的核心价值与关键驱动。这实际上从“起源学”上规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而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以“人民解放”为起点建构现代民主制度，从而创造出新型政党制度。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角度还是从政治实践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民主理念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最大“推手”和决定性力量。据王绍光先生考证，1820 年Democracy 进入中国，1912 年Democracy 的中文翻译进入中国话语体系，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第一批共产党人是塑造“民主”这个概念的中坚力量；从民主理论的发展脉络来看，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贤人主义、全民政治、平民政治、工农民主、人民民主五种理论形态，其中，后三种都是共产党人创造的，最终人民民主理论胜出。人民民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角逐之后的选择，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人民民主以实现人民解放为前提，中国共产党正是在领导人民解放的过程中，最终创建了协商建国的开国之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最终确立。
总之，在外争主权、内求统一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的民主政治从一开始就不是西方民主所追求的抽象的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人民解放和民族独立。中国共产党只有真正找到“人民”这个主体力量，领导人民完成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实现“人民解放”，使人民掌握生产资料、掌握国家政权，人民民主才有可能，个体自由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共产党在以“人民解放”为起点建构现代民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过程中，通过统一战线这一重要机制凝聚大众力量。统一战线不仅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平台与载体，还通过组织化的方式把“一盘散沙”的“群众”凝聚为“人民民主专政”之“人民”，使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现实。这也是为什么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统一的深刻原因。
三、“两个结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演进之路
“人民解放”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两个结合”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演进之路，这两个方面是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生成逻辑的核心内容。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以“统一战线”为重要法宝、以事实上的政党合作为实践基础，在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人民解放”既是为了人民，也要依靠人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下，中国共产党关注的是人民整体的解放而不是“部分”的个体利益，因而它致力于通过“合作”和“协商”凝聚起革命的力量。
（一）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
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生学”范畴，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演进提供了一以贯之的理想与原则，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灵魂。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使用“政党政治”之类的概念，也没有专门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建成之后的政党制度问题，但他们在思考无产阶级解放道路的过程中，在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深刻批判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政党学说，它们与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国家学说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直接理论来源。中国共产党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去理解把握自身历史使命的过程中，也结合中国实际去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党派的阶级属性和政治特点，去探索合乎时代要求的政党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国家形态，最终推动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正式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既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确立了“解放人民、解放全中国”的政治理想，又指引着中国共产党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的过程中加强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合作，并把这种合作固化为制度，促成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并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准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最美好的理想，“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要实现这个伟大理想，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社会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 争得民主”。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紧紧围绕“革命”和“民主”两大主题，依据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特点，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形式，把“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等“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纳入“人民”概念，建立了“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也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的感召下，中国革命以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共同理想，指引着中国的民主党派和进步力量都齐聚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为新型政党制度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实践基础。此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
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的建党学说和多党合作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明确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根本原则。《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建党学说的集中表达和多党合作思想的源头，它不仅系统完整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使命，还非常清晰地提出了政党联合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因而理应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自觉承担起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领导责任。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共产党要与其他政党结成联盟并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独立性，“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这实际上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处理与其他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但是，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没有形成强大的无产阶级，因而除了最先进的共产党也没有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把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的合作发展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并始终注意对民主党派的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对多党合作的领导，带领同盟者取得革命的胜利，多党合作才能由实践上升为国家制度。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与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规范政党与政权的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新型政党制度确立了“领导”与“合作”有机统一的实践方式。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政党的本质属性是阶级性，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就是掌握国家政权，因而共产党的任务就是领导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夺取政权，从而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与生产力的发展。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之后，马克思主义政党仍要长期执政，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列宁明确指出，“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中，共产党始终要执掌国家政权，代表人民执政，带领人民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无产阶级队伍规模不够的现实，把对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坚守，发展为巩固“工农联盟”，把共产党要“掌握国家政权”这一理念发展为“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使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始终坚守政党以及政党制度的公共性，展现出超越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道德价值取向。
（二）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何以“新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内生演进的过程中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这恰恰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因为坚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不断赋予新型政党制度以中国智慧，使得这一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因而能够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政党制度新模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外在形态上看，领导—合作这样一体多元的政党关系结构，体现了“和而不同”“天下为公”这种悠久的共和传统和古老的“和合”文化精髓。从价值理念来看，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倡导以民为本，注重兼容并蓄，讲究合群共生，追求协商共治，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提供了精神支撑，也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文化支持。从行为习惯上看，这些优秀文化传统跨越历史长河，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于中国人的心灵，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着中国人民的政治决断和制度选择，形成了支持合作而不是竞争的价值偏好。正是因为适应了这样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才能在中国的大地上展现出勃勃生机。也正是得益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滋养，中国的各个民主党派才能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走向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并在求同存异、体谅包容中不断创新合作共事的形式，不断完善民主协商，不断提升新型政党制度效能。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赋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以深厚的文化根基和鲜明的价值取向，也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有了有效的实践形式，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这种文化主体性形成之后，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进行反哺，为这一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滋养，使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世界政治文明意义。作为“时代的精神精华”，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的结果，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注入了新的精神力量。正是“第二个结合”，让极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同时具有了体现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性，创造出展现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人类政治文明新形态。
（三）科学回答时代问题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理论是凭空诞生的，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有的、亟待回应和解决的重大问题。新型政党制度在解决中国特定时代问题的进程中产生、发展并逐步完善，其内在的演进过程，与马克思主义为中国的时代总问题给出科学回答的过程紧密交织、不可分割。中国的时代总问题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以来所有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正是这个时代总问题，制约着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演进方向，因为如何实现民族复兴、用什么样的制度模式才能实现民族复兴，是所有政党必须回答的问题。正是这一问题制约着各个政党的政治选择，规范着中国政党政治的基本面貌，影响着中国政党与政党之间、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时代总问题之下，不同历史时期还有不同的历史课题，或者说特定的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政党学说之所以成为新型政党制度的“魂脉”，也正是因为它满足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解决特定时代问题的理论指南。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展与完善，是因为它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指导之下，契合了民族复兴道路上革命建国、发展兴国、治理强国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探索，并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制度方案。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孕育和形成时期，所面临的时代问题是反帝反封建。在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和外敌入侵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阻碍，中国需要重新凝聚起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这无疑对政党制度的价值、结构、功能等方面，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完成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政治前提。为此，中国人民必须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建立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国家。双重的革命任务、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政党合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这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通过政治协商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革命建国的任务，明确了人民共和的价值准则，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也水到渠成地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救亡图存与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进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新型政党制度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中国要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推动社会主义行稳致远，就必须提高“国家能力”，实现人民自由发展。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在完成政治革命之后只有继续进行社会革命，通过改造、重塑生产关系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对上层建筑不断调适，才能提高国家能力，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政党制度要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答案，就必须继续坚持多党合作，并推动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人民民主专政在阶级结构上是一个最广泛的联盟，因而与这一国体相适应的政党政治模式只能是多党合作制度，这是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长期存在和发展的现实依据。李维汉曾指出：“长期的多党合作，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也正是因为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而“不通过共产党就不可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要完成生产关系的革命就必须将新政权置于具有先进性的政党领导之下。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现代化的当然领导者，成为新政权的当然执政党；同样，怀抱民族复兴理想的民主党派则成为参政党。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面对人口多、底子薄、任务重的现代化困境，必须集中民力、集中民智。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高度民主，同时又高度集中，表现在政党制度上，就是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求多党派合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则是新型政党制度面临的时代问题。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需要动员全体中华儿女一起来想、一起来干，需要真正把全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在更高层次上完成政治整合，因而更加要求在政治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同时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实现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统一”“争取广泛同盟军”两个核心命题的当代表达。可见，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演进过程，从来都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而是着眼于人民解放，更好解决现代化所需要的政治秩序与力量整合问题，从而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制度保障和精神力量。这意味着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未来演进之路，要实现自我完善与发展。它既不能孤立于政治系统之外，也不能从经验和本本出发，而是要始终与中国的经济水平相适应，与中国的国家建设相协调，与其他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相配合，从而更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国上下一盘棋”的制度优势。
四、政党政治新范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贡献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内生演进并没有结束，作为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它始于“人民解放”，也将终于“人民解放”——自由人的联合体真正实现的时候，政党将随国家消亡而消亡。从当下来看，这一内生演进过程不仅使新型政党制度日益成熟和定型，还以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和最独特的实践特征，“为人类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它所形成的文明成果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最新成就。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在发展与实践进程中，第一次依据唯物史观奠定了人民主权观点的基石，因而克服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内在悖论和理论缺陷，并产生了旧的政党政治范式无法容纳和解释的新概念、新思想与新实践，在民主观、政党观、政治观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
（一）以“人民解放”为逻辑起点，在扬弃“人民主权”观念中克服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人民主体虚化”的历史缺陷，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钱主政治”的超越和人民主体性的回归
无论人们对“民主”有多少分歧，可以明确的是，民主的内核始终是指“人民的权力”或“人民进行统治”。问题的关键是，究竟“谁是人民”、人民的权力又是“何种权力”？围绕这两个问题，新旧政党制度产生了巨大分野。由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逻辑起点是“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实质是“占有式个人主义”即财产权，因而这一制度其实是保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的政治制度，它具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而民主的原生主体——“人民”实际上就被虚置了。马克思、恩格斯曾经精辟地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联邦党人一面宣称“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源泉”，一面又主张把政府委托给少数公民，他们辩称“公民的智慧最能辨别国家的真正利益”。这也是西方民主理论刻意回避和悬置“谁是人民”“谁的民主”等根本性问题、而只关注“如何实现民主”的深层内因。当“人民主权”被置换为“资产阶级财产权”，就意味着“人民”更多的只是一种政治修辞，实际上退出了民主政治的真实场域。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钱主政治”更加大行其道，“否决政治”难以避免，成为西式民主的痼疾。正如有学者所言，“美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但是，美国的制宪者们却从保护私有财产的角度防范民主的威胁”，面对“人民的宪法，还是财产的宪法”这一历史的争论，面对“资本主义与民主共生，还是互斥”的现实矛盾，不难看出，“让公民权屈从于财产权，把民主权利让渡给资本，堕落为市场机制的仆人，这是美国特色资本主义民主的特征，同时，也是它的困境”。
此外，从20 世纪40 年代开始，自由主义民主开始对民主理论进行改造时，人民主体地位进一步被虚化。有的自由主义民主理论者甚至认为“人民主权”在事实经验上从来不存在，把民主由“人民主权”矮化为“竞争性选举”，认为民主是“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出决定的权力” 。自此，“党争民主”就成为西式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就是说，当资产阶级利用人民的政治力量建立起现代政治的基本框架，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变之后，“人民”却在现代政治中“功成身退”，不再作为一种实体力量对政治过程产生重大影响。以个体形式存在的公民则成为现代政治的“主角”，于是“人民主权”就退化为“人民同意”。
社会主义民主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人民”为真实主体而存在的民主形态，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质变。新型政党制度作为新中国首先确立的基本政治制度，既是中国成功实现这一质变的重要标志，又是这一质变得以发生的重要机制。与“党争民主”把人民由“主权者”异化为“委托者”、把“人民主权”置换为“人民同意”不同，新型政党制度还原了“人民”的真实面貌，捍卫了“人民主权”原则，第一次在人类政治生活中真正确立并巩固了“人民主体性”，实现了“人民”在“民主政治”中的回归。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伟大政治创造，“人民”构建了这一制度，并在这一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构建”了自身。这意味着新型政党制度事实上重塑了“人民”概念，是“人民”的重要形成机制。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人民”是和“中国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整体力量，因而能够促成民主和团结的统一。新型政党制度以“人民解放”为逻辑起点，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规定和政权基础的制度规范，因而有效避免了西式民主被资本所控制的局限。新型政党制度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有序政治参与作用，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深刻说明它把“人民”与“主权”作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落实在各项相关制度规范中，是国家性质、政治方向、政策过程的根本力量，是“当代中国政治的政治实体”，超越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人民主体虚化”的历史缺陷，打破了从个体利益出发、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利益分配的狭隘政治格局，超越了政治寡头醉心于党派纷争竞逐权力的历史窠臼，重新将民主政治回归至“共同的善”。
（二）立足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积淀，将协商民主的精神全面注入中国的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克服了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对人的异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选主民主”的超越和人的本质的回归
从19 世纪三四十年代至20 世纪上半叶，在漫长的制度变革和观念变迁中，西方政党政治逐步形成了以“竞争”和“选举”为主要特征的制度模式和判断民主标准的金科玉律。塞缪尔. 亨廷顿就认为，“当最有影响力的集体决策者不是经由选举产生时，这一体制就可以说是非民主的体制”“ 非民主国家没有选举上的竞争和广泛的投票性参与” 。这意味着现代西方民主并非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只满足于“选民定期选主”，与其说是民主，不如讲是选主。这是人民主体性的再次旁落，民主由“人民的统治”进一步简化为选举和投票，意味着“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进行了辛辣讽刺：“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像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
当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以“党争”和“选主”作为主要内容时，这不仅意味着民主的异化，更是对人的异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经过议会、选举、政党三位一体的代议制‘过滤’，民主作为‘平民政体’的原初含义荡然无存，民主这个字眼，早已退化为空洞廉价的意识形态符号。”另外，当“民主”蜕变为“选主”时，也意味着人在与民主制度相分离的过程中，民主成为统治人民的工具，失去“人民的统治”的原真性价值。如果在“民主悖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民主不仅是可能选举出专制的统治者，民主一定还能选举出外在于自身的支配性力量，这恰恰是人的异化的重要表现。正如卢梭所指出的，“议员一旦选出之后，他们就是奴隶，他们就等于零了”。当民主蜕变为“选主”，“人民”蜕化为“选民”，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就把“人民的统治”异化为“人民选出来政治精英统治自己”，使得人所创造的民主制度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也逐渐“失去了个人自己通过民主来不断改造世界、推动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功能”，不再是真实的实体性力量。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超越了西方民主的“选主”逻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通过发展协商民主，创造更加丰富的民主形式，进一步实现人民主体性回归，也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回归。新型政党制度所持的民主观是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这意味着新型政党制度所承载的民主政治，不仅仅是简单的政党关系的制度安排，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解放为终极关怀。事实上，新型政党制度把协商民主精神渗透在它之后所诞生的一系列国家制度中，注入所有国家治理行为中。通过它的长期实践与探索，逐步形成协商民主的制度体系。毛泽东曾指出：“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是跟工人、农民、资本家、民主党派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商量政府”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人”的尊重，也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发展协商民主对“单过程选民民主”的纠偏。这种纠偏让中国人民得以不断深化政治参与，提高掌控自身生活条件的能力，逐步挣脱外在束缚，为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迈向最终解放奠定了基础。
协商民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共同参与、协同创造的一种民主政治形式。它以政党协商为发端，在政党协商的示范和引领下，不断汲取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扎根、溯源、彰显出蓬勃的生命力。在承认差异、尊重个体的基础上进行平等协商，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整体框架中尊重个体价值诉求，在多样性基础上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充分体现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类本质”，也体现了人民民主对于推动自由和解放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不是起到相反作用。此外，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所具有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功能，都充分说明这一制度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合理要求，能够“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三）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适应国体和政体的需要，以党的领导保障民主实践，探索出一条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新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虚假民主”的超越和民主本质的回归
西方政党制度以“个人权利”为出发点，但这种“个体本位”的现实基础是资本雇佣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建立真正的民主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个体”解放是不彻底的，他们在劳动上不自主，在经济上不解放，只是在政治和法律上拥有被雇佣的自由和投票的自由，因而很难享受民主的权利。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对国体层面的民主避而不谈，只是围绕政权组织形式和政府管理，也就是在政体层面反复腾挪，无论它如何变革，其实质都只是保护资本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主权，对普通劳动人民而言，这种民主是虚假的。
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决定了新型政党制度要适应国体和政体需要去发展民主，因而能够有效克服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进而实现民主本质的回归。马克思主义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去把握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从而把握“人民是谁”；从国体和政体两个层面去理解民主，从而解决“人民如何统治”。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首先要在生产关系变革和生产力发展中去实现民主。这就是新型政党制度在发生学意义上要服务于革命和民主的双重逻辑的重要原因。因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所以民主绝对不仅仅是个体的事，它要在国家中、在真实的共同体中才有意义。只有通过先进的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实现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彻底变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才能真正为自己做主，才能以人类解放全面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不完全的政治解放，民主也才能真正实现。尽管真正的民主是以国家和政党的消亡为标志，以社会民主为表现，但在达成这一宏伟目标前的漫长过渡时期，民主既是国体层面，也是政体层面的民主，且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成功实践，开辟了一条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成功道路，并塑造了一种新的民主观。这种民主观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民主的基本观点，从国体的民主和政体的民主两个方面还原了民主的本质，还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把民主“限制在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排斥民主”的现象进行了纠正，体现了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载体的意蕴。中国新型政党制度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体，促进了“人民的统治”与“有效的治理”有机结合，民主实践的领域具体、全面而广泛，大大拓展了人民自我管理的形式和内容，在国体意义上、政体意义上、治理意义上全面落实人民当家作主，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本质要求。
综上可见，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中，有效回应了世界政党政治关于民主、效能、“共同的善”等核心命题，充分体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所要求的人民性、全面性、过程性。由此，我们可以说，它开辟了人类实现良政善治的崭新道路，为解决民主的现代性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具有范式革命的世界意义。
来源 |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年第2期（作者王彩玲，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一战线理论教研部政党制度教研室主任、教授。）
